回首頁 > 人物專訪

 
我適合歐美留學嗎?生命科學公費留學雙學人分享會(翁仕明、陳俊安)
[2018-10-11 ]

今日在學術界大展身手的生科學者,過去也曾是在未知國度隻身闖蕩的科學少年──同時面對複雜的神經科學研究和異國文化衝擊,前輩們做了什麼準備才順利克服難關?同樣是做神經生物學研究,在英國、歐陸和美國會有什麼樣的差別?本次 BioGroup 生技人才交流平台與教育部國際及兩岸交流司 TaiwanGPS 計畫共同主辦《生命科學公費留學雙學人分享會》,邀請到翁仕明陳俊安兩位公費學人分享他們的海外生科學研經驗,分享他們在歐洲、美國的學研見聞,以及留學對他們的人生體悟。

 

為讓來參與的夥伴能有更深入的交流,本次活動另外邀請到台大生科系教師陳示國擔任主持人,讓海外生科留學的輪廓更加清晰。陳老師在美國休士頓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博士後也在美國,研究的議題是生理時鐘的調控。

 

「無論對未來就業有沒有幫助,我認為當初出國留學是至今無可取代的人生經驗。」陳老師這樣說。

 

翁仕明—兒科醫師的英德奧之旅

 

翁仕明於 2007 年獲教育部補助,前往英國神經科學研究的重鎮格拉斯哥大學 (University of Glasgow) 攻讀博士班,並在四年後取得生命科學所神經科學博士學位,接著先後在德國慕尼黑和奧地利維也納科技大學做博士後研究。 翁老師表示:他人生中有三個七年,一個七年在醫學院、一個七年在醫院,另一個七年都在歐洲。

以下演講內容段落將簡稱翁仕明講者為「翁」或「翁老師」。)

 

小兒神經科醫師的小小夢想

在醫學院與醫院待了七年、也已經接受完七年專科醫師的訓練,為什麼翁要放下醫院工作去留學?翁對此表示,因為在小兒神經科行醫的期間他就對腦部非常有興趣,喜歡看腦部最新的科學研究進展;然而兒童神經科和其他專科不太相同,雖然他能為患者下正確的「診斷」與「宣判」,卻沒辦法提供治療,這令他感到相當挫折。

 

在擔任住院醫師的期間,翁回到母校(台北醫學大學)在職進修、進行幹細胞的相關研究,不過在台灣當醫生的臨床壓力下,翁覺得他能夠專心完成的研究相當有限。出於對神經科學的熱愛,翁決定去實現他出國留學的夢想。

 

登機前的準備:僅僅只是護照與機票如此簡單?

留學前所需的準備和台灣只要考試、接著等放榜的習慣不同。留學前除了英文檢定、留學徵詢,還需要找資金、留學的目的地、目標學校和指導教授的資料蒐集、以及其中書信往來的時間等。翁建議,放鬆準備至少要「兩年」;若是目標清楚,希望快速達成目標,全心全意準備至少要「一年」

 

 

格拉斯哥大學位在蘇格蘭,是英國第三古老的大學。在決定要去格拉斯哥大學留學之前,翁就花了一週實地走訪各校,並與有連絡上的老師面談,雖然這些事情大多都可以透過網路媒介完成,但翁認為當面溝通是比較好了解彼此需求的方式。在充分確認實驗室研究的方向符合自己興趣後,翁才決定要去格拉斯哥大學。說到海外留學,經常有人問「什麼實驗室、什麼學校比較好?」翁認為,這都沒有一定標準,唯一標準只有你適不適合這個 project (研究計畫)。

 

翁老師也注意到,許多後輩專注在解決申請、老師、語言等問題,但「生活適應」也是一大問題。出國念書不像考 TOEFL 的聽力測驗,一旦出國留學就是全天候處在英文的環境中,從食衣住行、收費制度到邏輯思考都和台灣完全不同。另外,國外教授相當注重「時間」,透過「計畫」來了解自己每一年可以達到什麼目標,才能在有限的時間內避免虛耗。

 

在蘇格蘭的研究經歷讓翁發現:其實國外的儀器設備上並沒有特別先進,但是外國人在創造力、思考上的靈活度是優於我們的,和其他國籍的實驗室成員相互砥礪,也幫助了翁老師從一位醫師變成科學家。

 

生科領域的挑戰:永遠不夠完美的實驗!

在取得博士學位後,翁在慕尼黑德國神經退化疾病中心擔任博士後研究員,研究主題為失智症 (dementia)。翁表示:「在慕尼黑做博士後研究是工作,已經不是學習了。」翁所做的研究需要合成一種共具3個亞型 (subtypes) 的特殊抗體,非常難合成,但在日以繼夜的實驗之下,翁也很幸運的在兩個月之內合成了三個。

 

翁認為,做科學研究也很需要找到對的環境,這不是在說指儀器型號一定要最先進。例如在慕尼黑做研究時,他所使用的腦切片是向國立組織庫 (National Tissue Bank) 申請取得的,樣本來自全德國;只要實驗計畫主持人 (principal investigator, P.I.) 提出申請就可以使用,這和台灣各大醫學中心各自收集樣本的情形很不同。像國立組織庫這樣的樣品共享模式,就能幫助科學家做出有意義的研究。翁和合作夥伴將研究成果發表在著名學術期刊《Science》,並在兩年內做完這項原本預期進行三年的計畫。

 

很多人問說翁原本是小兒神經科醫師,為什麼跑去做失智症?翁回答,原因其實是因為當時找不到小兒神經科可以申請的職位,而且當時神經科學的研究主要都集中在失智症、阿茲海默症、帕金森氏症這些疾病上。翁老師在格拉斯哥研究的題目是跟記憶程序 (memory process) 有關,可以由此切入失智症。翁表示這是基礎科學吸引他的地方,因為跟醫師專科訓練相比,基礎科學中轉換領域比較容易,也有更多可以發揮的空間。

 

 

不過在慕尼黑做研究的過程也非一帆風順,生命科學領域永遠都有許多挑戰。翁老師認為「做實驗」是個非常好的試煉:也許偶爾運氣好有大突破,但更多時候是困頓、失意,還有隻身在國外的孤獨感。翁老師建議在做實驗之餘要給自己保留放下和脫離的空間,也要顧好正常的生活,翁的方法就是在各種時節到不同地方遊歷,讓緊繃的心情放鬆下來。

 

「我們(科學家)展現出來的科學成就只是冰山一角,真正最重要的是海面下的內部涵養。」翁期許自己做個很有深度、很有廣度的冰山,「不一定要別人看見我,看見我可以,忘記我也沒關係。科學研究真的要保持平常心,不要讓自己有過度的期許,也不要因為失敗而打擊。」翁說,科學研究的定律之一是「不應該總是有收穫」,在國外唸書的時候不像在台灣時容易獲得親友的協助,在國外的壓力要懂得去調適。

 

在德國完成博後研究之後,翁老師雖然原本要回台灣,但他順利獲得了歐盟居禮夫人獎學金 (Marie Curie Fellowships) 得以到維也納的奧地利科技大學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ustria) 做研究。奧地利科技大學當時是個很新的學校,正好是廣徵人才的時期,且當時要去的實驗室無論是在論文發表和研究方法都有相當成果,因此決定把握這個難得的機會。老師說,他在留學的過程中時常計畫何時要離開,但如果能夠看看不同的地方、開開眼界,那就會是留學中的最大收穫。

 

在科學研究和留學之路上,要怎麼樣規劃和體驗生活呢?第一,用「眼睛」,運用良好的觀察力去看這世界需要什麼。例如在南美洲被發現的茲卡病毒,起初只知道它和小兒腦部發育不良有相關性,卻是一對母女荷蘭醫師(而不是南美洲當地)發現新生兒小頭症的發生似乎和季節變化有關,而他們的母親都曾罹患過類似登革熱的症狀,因而發現了茲卡病毒的感染途徑。類似的,回台灣的環境是好還是不好,得看你有沒有運用眼力去發現可能性。

 

第二,要用「腦」,冷靜的去分析每個現實的狀態。翁舉例他在慕尼黑實驗室做抗體合成研究時一開始的合成量非常少,測出的濃度總是接近 0,如果當時沒有好好的規畫、確認每個步驟,可能就會誤將珍貴的樣品丟棄了。當他將第一份成功的實驗結果給P.I.看時,甚至還被P.I. 質疑他是否偽造實驗結果,但後來也證明他是對的,這份成果也發表在頂尖的期刊上。

 

第三,要用「嘴巴」,也就是表達的能力。科學家真正寶貴的能力是能夠不斷「論述」,把科學研究分享給大眾,讓大眾知曉科學研究的重要,例如知名科學家霍金 (Stephen Hawking) 就是很好的例子。除了報告、科普演講,他在英國的老師也一直提醒他:研討會最重要的時間不是上台或是海報演說的時候,而是 “beer time”。在那個時段可以透過聊天打聽到其他頂尖科學家近期的研究與想法,並從同領域的競爭者獲得情報,翁老師認為科學不是單向的傳達,這種競爭與交流的關係也是做科學的精華。

 

同時運用這三項獲得足夠的基石,才會出現「創新」(novelty),成為你研究成果中最尖端的部分。

 

我的人生:科學、臨床與旅行的綜合體

翁老師的人生有做研究、有臨床,還有海外留學的經歷。花了這麼多的時間走到今天這一步,會不會後悔?「不會後悔,因為後悔也沒有用,幹嘛後悔?人生只有往前進,活在當下才是最重要的。」翁老師說。

 

在英德奧遊歷的過程中,有許多景點帶給翁老師心靈上的啟示:英國的大英博物館展示了從古到今的可能性、德國威廉一世與俾斯麥的故事;在柬埔寨生活、教中文、擔任醫療志工的日子;荷蘭鹿特丹的風車建築雖然外表光鮮亮麗,內部卻像是一個巨大的杵,居民在裡面的生活卻一點都不輕鬆;在德國柏林看見猶太紀念碑,提醒著歷史的教訓;在匈牙利布達佩斯,看到最美的咖啡館與辣椒咖啡。其實有很多東西可以做,只要仔細思考,你的人生也可以多采多姿。

 

翁醫師以歐洲中餐館提供的麵食比喻人生的決定,每個人的基底麵條都是一樣的,要怎麼炒你可以決定,但不要遲疑,否則你的麵會爛。打開人生這扇窗去看看世界,每個人都會有很棒的故事,總有一天你也可以在台上跟大家分享。不要過度擔憂,定好了就去做。人生就像螺旋梯,要一直前進下去。螺旋很美,但不要沈迷於其中,要有方向,方向才能引領你前進。

 

翁老師最後提了幾個重要的關鍵字:Innocent Heart、Leadership、Persistence、Creativity、Courage、Communication、Attention、Belief,希望大家能掌握這些,你的人生就會精彩。

 

 

陳俊安—我揮一揮衣袖,也帶走幾片雲彩:英美留學生活對我的影響

 

陳俊安老師說,對他而言留學是「長期累積的生活態度」和「對生活的理解」。陳老師說他現在的研究主題是「神經退化」和「神經發育」兩個主題,這些研究主題相當複雜而困難,為什麼會有信心和決心堅持到底?陳認為,這就是在英美留學的這十年帶給他的影響。

(以下演講內容段落將簡稱陳俊安講者為「陳」或「陳老師」)

 

 

人的身體中有超過 500 種運動神經元,我們身體的動作行為都仰賴它們的完美運作,但身體中有持續分化更新能力的神經元僅佔少數。如果運動神經元退化,可能就會導致像是脊髓性肌肉萎縮、漸凍人等等的疾病;不過,漸凍人的「泌尿系統」與「控制眼球運動」的運動神經元卻不會退化,因此霍金可以用眼球控制電腦鍵盤,也還能有小孩。然而,這些運動神經元都來自同樣的前驅細胞,為什麼退化的程度卻有差異呢?

 

人生,只有想不想做!

 

其實陳在研究所前,都不知道自己想要做什麼。陳老師在高中時唸的是社會組,後來轉去自然組、之後考上中正化學,日子過得渾渾噩噩,直到大三修生物化學課遇到現在的妻子相遇而認真唸書,也在周必泰老師引領下進入研究殿堂,在與同儕的相處下才萌生了出國留學的念頭,在第二年才決定要出國。博士班念發育,博士後研究做幹細胞,到現在成為 中研院分生所的 P.I. 。

 

在生化所碩士班二年級時,陳因為喜歡做實驗帶來的樂趣,下定決心要出國留學。他利用兩年的兵役與擔任研究助理期間準備公費考試與 GRE 等,在第二次考試獲得公費留學的資格。陳老師說如同翁老師說的,出國看起來光鮮亮麗,但準備的過程沒有人是輕鬆愜意的。陳認為公費考試的運氣成份比較大,他那屆的考題剛好是他擅長的,因此順利考上。

 

 

陳老師研究所的領域是生物化學,但受到中研院分子生物學研究所數場發育生物學的演講啟發,而轉換到英國劍橋大學鑽研發育生物學,後來到美國做幹細胞研究。在轉換領域的過程中,老師也體悟到科學研究精神的「本質」是不變的,只有技術和方法在轉換。而這個不變的本質就是「不設限」,只要需要就去學、只要有趣就去做,持續保持「半杯水」的狀態去突破。

 

過程中也要持續思考未來的藍圖,受到一些刺激和啟發時,想想「十年後自己會在哪裡」?如果現在的方向跟未來藍圖有所衝突,那就要努力跳出舒適圈,只要勇敢跳出、去嘗試,幾乎都會成功。陳老師笑著說,換作是十年前的自己一定想不到未來竟然會發表一篇寫滿數學算式的論文,裡面包含了數學模擬、胚胎幹細胞分化、小雞胚胎、基因剔除小鼠等不同技術。

 

回到台灣之後,陳老師發現因為人才與經費來源的不穩定,許多學者會採取最「保守」的投資。陳老師鼓勵大家,有好的想法和計畫,就去嘗試!老師認為經過在國外的歷練,在實驗上更敢去問比較有挑戰性的問題、畫出更大方向的前景,例如如何讓胚胎變透明,來找出每一種胚胎神經元亞型的表現圖譜(pattern)。

 

融會貫通:學習與適應西方的文化及步調

老師認為我們在吸收西方文化的同時,也要融合台灣和中華文化給我們的正面影響。不論英文講得再好,我們「就是一個台灣人」,不可能用西方思維取勝、也不要盲目的追求西化,因此將東方文化的優點與西方文化精髓融合,才有突出的可能。

 

在國外(特別是歐洲),國家工作時數加總起來那麼短,為何還是比我們先進?這是一個大哉問。東、西方在學習方式不同,東方的學習軌跡以準備大考為例,是不停的練習、以成就完美的一刻,但西方的學習方式沒有模擬考,是考前再準備,不用補習。就老師的經驗是,在國外時準備上台演講,持續不斷練習、擬答,至今上台不再緊張,但像外國人就比較不會這樣準備。東方人這樣的準備方式沒有不好,但要去調整思維來調和。

 

陳也舉了東、西方文化的差異為例。在英國時陳老師的進度超前,在第一年的前三個月就選殖 (clone) 出非洲爪蟾 2400 多個基因,不到半年就準備要發表了,於此同時師母 (也是一名P.I.) 的另一個學生也在進行主題相近的文章,但分析的基因數目較少、進度也比較慢。考量到可能會發生的競爭關係,陳老師就開始擬定對策,等到見面的時候雖然對方比較強硬,但陳老師強調了發表時間點的優勢、創新性和他願意提供對方的支援後,成功的說服對方以共同作者的身分一起早點發表兩篇論文。

 

陳老師認為這可說是東方概念(提倡服從師長和圓融)與西方精神(爭取個人最大利益)的融合。短期來看,陳多花了兩週時間,是吃虧的;長遠來看,跟老師維持良好關係,後來也獲得許多推薦信,且和 P.I. 夫妻到現在仍是好朋友,整體而言是成功的。

陳老師實驗室網站上由蘇美玉女士所繪製的東方油畫。

 

為何李安可以讓全球臣服,但張藝謀、吳宇森只在好萊塢曇花一現?陳老師認為這是因為張藝謀、吳宇森用的是好萊塢砸大錢的模式,但李安作品中的文化精髓是西方人做不出的,這成為了李安獨樹一幟的標記。同樣的,神經生物學中許多基因複雜的互動關係也像是中華文化中的象棋,陳老師的神經蛋白質研究也曾經請他的母親蘇美玉女士以用東方油畫的方式呈現,做為《Cell Reports》的封面。

 

陳老師也同意翁老師所說的,去國外留學不只是完成論文,更要藉此博覽世界多元的文化,豐富自己的人生。老師的足跡踏遍歐洲、美國,結交來自四面八方的朋友。陳老師舉例,他在英國時期認識了這輩子最好的朋友,該名友人後來成為《Molecular Cell》期刊編輯,至今仍以編輯的角度提供老師許多論文上的建議。

 

有同學問到去歐洲還是美國好?老師認為其實都好!老師以其回台灣時告訴自己的話,來勉勵大家:「從今天起,我要一天比一天快樂!」從今以後遇到挫折和困難時就把這句話拿出來看。永遠要記得出國留學和做研究的初心,不管經過多少年都不會變,只要一直保持下去,就不會有問題。現在沒有成功出國念書,不代表一輩子沒有機會出國。踏實去做好自己真心喜歡的事情,機會永遠都在。

 

Q&A (節錄)

 

Q:不知道是否可以給一些訣竅,在申請公費上比較容易出線?做了什麼能夠申請到國外?

陳:運氣還是佔了一部分。以我的故事來說,當時我沒考上的那一屆是我的朋友拿到留學資格。第二次考的時候,蛋白質化學這一科不知道如何準備,就把研究所的講義拿出來讀一讀,結果考出來題目跟當時講義的幾乎一模一樣。其實公費留學是一個手段,但並不是一定要考上才出國。不要全部賭在公費這項,只要表現夠好,國外教授幾乎都會給另外的支持,像我在英國時指導老師有另外提供額外獎學金,當時唸書的時候薪水都比現在還要高。

翁:我是先申請到學校,因為當時已經唸完碩士,也有好的成績和發表,是所上錄取前三名,基本上可以拿到獎學金。不過後來到了英國時,突然得知指導老師決定把獎學金安排給另個大陸學生,後來才決定考公費。我當時在人在英國,過的是台灣時區的生活步調,兩天前飛回來直接參加考試。我認為關鍵在於口試,口試委員希望學生對未來已經有明確方向、有可實行計畫、且已經找到錄取學校,而我那時已經開始在做實驗了,這可能就是我最後出線的關鍵。

 

 

Q:會不會想要往業界發展?在台灣發展生技的困難是哪裡?

陳:我在美國時想專心做學術,但直到現在基礎科學越做越紮實後,我認為兩件事並沒有衝突。好的產業需要基礎科學穩固,好的基礎科學也應該要有機會做成專利。我的實驗室在基礎科學的大方向上也有持續往業界的方向努力。這是相當重要的概念,博士學位學習的是「面對挫折、解決問題的方式和精神,有邏輯性、科學性的去分析問題」,學好後,連雞排都可以賣好。過度強調「產學」會淪為口號,政府應該要取消只看「產值」、「KPI」這種象徵數字,而是鼓勵科學家去嘗試、不要預設必然成功,才真的有機會成功。

翁:回學界前兩年我在食藥署查驗中心工作,主要是因為細胞治療 (Cell therapy) 如火如荼,他們希望找懂細胞、也有醫療界的經驗的人。台灣在細胞治療法規面上還有許多需要努力的地方,最近相關法規上有大幅度改變、放寬了細胞治療。呼應陳老師說的,事實上在業界這一塊非常希望有學界背景的人能夠持續加入。在美國,Ph.D. 畢業的只有 10% 投入學界,90% 投入業界。在台灣可能會擔心市場面、產業鏈大小等問題,但只要有創新性,台灣一定可以做出非常有意義的東西。只要選定對的方向,Ph.D. 學到的精神可以延伸到業界。歐美巨獸模式不一定適合台灣,一定可以找出其他契機的曙光。

 

Q:到非英語國家該如何準備,最大的困難是什麼?只會英文可以去嗎?

翁:大家常覺得語言是挑戰,但在德語區的學術環境、或說基本上所有學術圈中都是講英語的,除了某些工作人員只會講當地語言,否則在實驗室和校園中感覺起來大致上還是英語系國家。我在台灣已經學過德語,在當地仍然繼續進修,原因是能更了解文化脈動、了解他們怎麼生活。即使講英文,面對當地人時還是會有文化背景造成的生活想法差異,如果能從語言了解,我相信生活上會更加融洽。此外,也要觀察要去的實驗室「是不是真的純英文環境」?是否有尊重所有實驗室成員,只要有非當地語言的成員在場,就都用英文溝通?

陳:英文是個溝通工具,只要科學的基礎夠紮實夠好就能順利溝通,但還是要適當的加強。

 

Q:如何在英美之間選擇?是否有各自適合的人格特質?

陳:我喜歡歐洲的歷史文化,且已經念完碩班、當完兵、當過助理才出國,知道自己要什麼、也不用再修課或實驗室輪習 (lab rotation),因此選擇了可以較快畢業的英國。不過,對於每年的進度要控管紮實,雖然我到處玩,但玩以外的時候幾乎都在工作。不過,科學界的主要驅動力 (driving force) 還是以美國為首,那裡也許較少原創性的想法,但團隊合作、企業化、資本化 (capitalize) 做出成果的能力,可以好好學習。

 

Q:對醫學系、醫生來說,選擇不繼續當醫師會面對很多取捨和壓力,怎麼面對?身為醫師的臨床經驗是否有帶來研究上的優劣勢?

翁:做實驗對我來說是學習的過程中想要維持的「興趣」,(會想要出國做生命科學研究)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弟弟也在做生命科學研究,以及我之前暑假在中研院工讀的經驗。做研究的過程很辛苦,但我也瞭解到我是真的有興趣,便一步一步摸索、慢慢前進。臨床經驗會是醫學生(做生科研究)的優勢,知道成果在臨床上代表的意義,也知道如何找資料。但相對的,因為醫師訓練是按部就班,因此缺乏身為科學家需要的突發奇想,直到經過訓練才逐漸內化成一位科學家。我相信每個人都能把生活過得很精彩,不一定要具備某種特質,但是要認清每個選擇行業的好處壞處、前進方向。

 

 

Q:選擇學校的時候已經有目標的研究室?是不是要先聯絡到對方?

陳:我連絡的老師常都是非常有名氣的老師。申請時準備的 C.V. 已經非常完整,但如果不夠就可能要退而求其次。念 Ph.D. 時選擇的老師也還有機會細調,如果沒有非常強烈的偏好的話,不妨可以使用消去法,我當初是按照興趣用消去法去掉了果蠅、酵母菌之後,剩下的都還算有興趣。

翁:聯絡老師的時候常常會讓人擔心害怕,像有人覺得寫英文信、寄了幾封沒收到回應就很擔心,但事實上我們寄的信件在非常容易被歸類成垃圾信件,因為實驗室的 P.I. 一年到頭真的很容易收到大量的信件。老師不回信有可能不一定是你的問題,我那時持續將近 100 天每天寫 3 封信寄出去,最後收到回覆的不到 20 封,有一半是婉拒信。你要去的地方很遙遠,對方也不一定就要接受你,但只要是你要的,就不要想太多、踏出那一步。至於為什麼沒有選美國,是因為年紀已經較大、不適合長時間的修業,也因為念過碩班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這是每個人的考量,大家可以自己選擇。